民勤一中是我的母校，也是我父母的母校，我们两代人都曾经在民勤一中里求过学，父亲和我一样在民勤一中读了三年，不同的是父亲在民勤一中读了三年初中。我在民勤一中读了三年高中。而母亲在民勤一中读了一年半初中，正好是我和父亲的一半。我的求学生涯我曾经专门写过文章，所以我就说一说我父母的在民勤一中求学的经历

(相关资料图)

民勤一中初五七级四班毕业照（二排右一为我的父亲刘万林）

我的父亲刘万林是1954年考入民勤中学（民勤一中的前身）的。在此之前父亲从东湖镇初小进入民勤县城完全小学读高小，也算是在城里读书了。解放前我爷爷刘发杰当时是民勤县最大的戏班子泰和社的箱主，在民勤，左旗，银川等地以唱戏为生，虽然经历很多磨难，但是也能从一些达官贵人家里也得到不菲的赏钱，曾经得到过阿拉善左旗（民勤人称巴音）达理札雅王爷及宁夏王马鸿逵的资助，所以家境还算优渥。旧社会唱戏的人是戏子，属于下九流，虽然经济条件好，但是社会地位很低，父亲兄弟四个，三个哥哥都跟着爷爷唱戏，所以，爷爷就把最小的儿子—我的父亲送去县城读书，希望父亲能考上大学，从而光宗耀祖。

本来父亲和本村的刘红松一起到民勤中学读书的，开学时刘红松的父亲刘登元套着马车送父亲和刘红松从老家盈科村到70多公里的县城去上学。1954年，父亲刚读初一时，刘红松的父亲刘登元由于是一贯道分子，忍受不了无休止的批斗，上吊自杀了，刘红松辍学了，跑到新疆去了。

于是只会唱戏画画的我爷爷就不得不套马车送我父亲走70多公里到县城上学，当时本村的杨建元，何建中也在民勤中学读书，本来杨建元家庭最富裕，解放后，杨建元家被划分为富农，家道反倒中落了，相对而言我父亲家庭条件好一点，所以送孩子们上学的任务就主要由我爷爷来完成。父亲在民勤中学读了三年，除了第一年开学，后来都是我爷爷接送，原来是马车，后来马没有了，就改成驴车了。

盈科村三个同学（左起：何建中，杨建元，刘万林）

前几年我开车和父亲经过义粮滩时，父亲想起爷爷当年赶着毛驴车经过义粮滩送自己上学的经历，父亲仿佛想起了在月色笼罩的义粮滩上，黑毛驴嘀嗒哒的脚步声。父亲就是这样坐着爷爷赶的毛驴车到民勤一中读书，追逐自己的梦想。

父亲在民勤中学的三年求学生涯过得波澜不惊，学习成绩一直是中等偏上，一切都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当时的民勤与中国的大气候一样，各种运动接连不断，但是父亲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几乎没有参加过啥运动。父亲这种与世无争的性格也使得父亲在后来的反右运动和文革中都没有受到冲击。

1957年7月父亲从民勤中学考入武威师范学校中师班。当时的武威师范有小师班，学制1年，主要培养小学老师。中师班3年，主要培养中学老师。一起在民勤中学求学的本村的杨建元，何建中也都考入武威师范。1960年7月父亲武威师范毕业后和本村杨建元一起考入张掖师范专科学校数学系学习，1962年5月毕业后父亲一直在收成中学民勤二中等学校教书。

相对于父亲的顺利的求学经历，我的母亲赵良英的求学经历就非常坎坷了，我的姥爷在我母亲6个月的时候因肺结核去世了，我姥姥含辛茹苦拉扯我的两个舅舅和母亲长大。我姥姥马淑莲是红柳园马家的三小姐，娘家条件不错，所以可以在娘家的接济下勉强度日。

1957年6月我的母亲赵良英以全西渠小学第四名，女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民勤中学，开始了初中的学习生活。由于家里贫穷，母亲没钱坐车，只能背着行李和本村的同学陶惠民从西渠乡爱恒村步行60多公里到县城去上学。第一学期结束时，母亲是下午从县城出发回家的，过了红柳园天就到半夜了，母亲和同学又累又饿又冻，在穿越满是坟墓的的三渠柴湾时，冷风刺骨，两个十来岁的女孩子就这样手拉着手，唱着革命歌曲给自己壮胆，互相鼓励着走出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荒滩。

家境贫寒，让母亲从小就特别吃苦耐劳，学习也非常努力，进入民勤中学后学习更加努力，学校看我母亲虽然家境困难，但是学习成绩好，就给了我母亲当时最高的12元助学金。1958年我母亲读初二时，二舅赵蝓章从民勤一中考入武威师范小师班，家里的经济状况更加捉襟见肘了，为了能让二舅和母亲好好读书，我大舅就利用农闲偷偷以走亲戚为名跑到内蒙古阿拉善左旗的煤矿去挖煤，第一个月就挣了20元，于是大舅分别给二舅和母亲汇了10元钱。

正是这10元钱，给我的母亲带来了的横祸。当时在民勤一中读书的爱恒村的本家同学，也是母亲的本家叔叔赵文强看到在学校门房的黑板上写的大舅汇给母亲的汇票，心中一阵狂喜，他早就对母亲这个侄女学习成绩嫉妒恨了，他父亲经常打骂他，说他没有本家女孩子学习好，这一次终于找到报复的机会了。于是他就马上跑到当时的教导主任潘生良处告状说：我母亲是自己村子里的本家侄女，母亲家的情况他最了解，说我母亲隐瞒了家庭经济状况,我大舅在左旗当煤矿工人，收入很高，说我母亲欺骗学校，欺骗老师和同学，骗取了最高的助学金。而且他有证据，就是我大舅给母亲的汇票，有汇出的地点可以查的。

教导主任潘生良听到这个消息也不调查就暴跳如雷，把我母亲叫过去就是一顿批评，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自然是一大堆帽子扣到母亲的头上，母亲是一个贫穷家庭的农村女孩子，从小没有爹，没见过大世面，更没有见过这阵势，吓坏了，只能哭，也没有办法做任何辩解。后来潘生良与班主任商量，取消了母亲的助学金，没有助学金，母亲连吃饭都是问题，更别说读书了。于是母亲就写信给二舅商量对策，二舅回信说：让母亲暂时休学回家务农，等次年我二舅工作了（当时小师，只有一年），二舅给母亲学费，让母亲再继续读书。

于是母亲读完初二第一学期，就恋恋不舍地告别了自己学习了一年半的民勤一中，母亲的学习生涯也就在这个时候戛然而止了，母亲曾经梦想着从民勤一中走出去，上中专，上大学，现在这个梦想破灭了。回到家后，由于当时各村子兴办农村小学，公社党委就安排我母亲到建立小学当民办老师，所以母亲后来也就没有再回到民勤一中读书了。

右为中学时代的母亲

小时候母亲经常给我讲她这一年半在民勤一中的的求学经历，言谈话语中流露出对自己中途辍学的懊恼之情，否则母亲的未来可能是另外一个样子的。人在困难的时候才能感觉到人情的冷暖，世态的炎凉，很多弱者对于比自己更弱的人不是同情而是加害，从而满足自己变态的成就感。从小没有父亲的母亲在农村时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打击，每一次的打击，都使母亲变得更加刚强，我从来没有看到母亲被任何困难吓倒的时候，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母亲都从来不着急，从容应对，我一直为母亲坚忍不拔的性格所折服，这也深深影响了我们几个孩子，我们五兄妹无论学习还是工作都很要强。后来我考入民勤一中，考上大学，在北京工作生活，也算实现了母亲的一个梦想。